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孙中山先生与申圭植先生1921年的历史性会晤及其思想对韩国临时政府三均主义之经济政策的影响。文章全面整理分析了孙、申二位先生密切往来的相关史料，通过引入经济学新近研究成果——同群效应（Peer Effect）理论，选择了与孙、申二位都交往甚密的赵素昂先生及其所提出的三均主义思想为主要研究内容，并首次运用了上海档案馆藏《三均主义制度政治经济教育均等分系表》、《韩国独立党三均主义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均等分系表》等原始档案资料，综合现代经济理论，着重分析其中经济均等与教育均等两方面主张，兼论孙中山先生思想对三均主义的影响。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中国革命运动在武昌获得成功。这一年，是日本亡韩次年。辛亥革命使得东亚之形势发生了改变，让被压迫的朝鲜人民更加振奋于复国的希望与使命。从此韩国之独立人士来华者日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间之关系也日形密切，他们或者结交中国革命领袖人物，或者亲自献身中国革命阵营，以致使韩国临时政府在日后的复国斗争中，始终能够获得来自中国的，也是国际间唯一公开而可靠的长期支持。[1]
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韩国独立运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者、唯一一个参与中国辛亥革命的韩人志士、曾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申圭植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11月的一场历史性会晤及其思想对韩国临时政府日后政治经济政策的深远影响。通过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同群效应”机制[2]，本文选择了曾与申圭植先生一同奋斗、并曾与孙中山先生会面的赵素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所提出的三均主义思想作为关注核心，这一主张被誉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最初的系统性建国思想”[3]。文章在研究三均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受上述历史会晤及其思想影响的过程中，也将首次运用上海档案馆藏《三均主义制度政治经济教育均等分系表》、《韩国独立党三均主义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均等分系表》等原始档案资料，结合经济理论加以综合分析，并兼论其内容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之关联。
目前，有关孙中山先生与申圭植先生的历史会晤已有相当研究。时人闵石麟的《中韩外交史话》[4]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会晤的全过程；石源华《参加辛亥革命的韩国人申圭植》[5]、《重评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6]的文章中对这次会晤的历史意义进行了评论。后者着重于国民政府此后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立场和援助态度。这方面的既有研究多关注二者非正式会晤时韩方所拟的《中韩互惠条款》，而对正式会晤暨递交国书的仪式活动讨论有限，关于会晤对韩方日后的政治经济政策影响的讨论也很少。
有关三民主义与三均主义的比较研究文章包括：崔志鹰的《韩国独立党的三均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比较》[7]；裴京汉的《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8]、《东亚史上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9]；俞炳勇的《赵素昂及其思想》[10]等。这部分研究主要着重与三民主义与三均主义之异同比较，对于三均主义中政治经济政策的探讨多结合韩国历史，而未及聚焦政策本身。
历史的发展有其延续性。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孙、申二位的历史会晤及其思想对日后韩国临时政府要员赵素昂先生的三均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影响。申圭植先生1911年便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受孙先生思想影响甚深，亦与当时国民党众元老中的很多人情谊笃深。赵素昂先生等韩人志士来华后，则与申先生共同创办同济社、新亚同济社，彼此在志向与思想上的互动影响不可谓不强。且赵先生早年留日时即受孙中山先生思想影响，日后二位亦有会面。故而，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将是孙、申二位先生的历史会晤及其思想对日后为韩国独立党《党纲党义》所确立、并写入韩国临时政府《建国纲领》的三均主义[11]的影响，结合原始档案，尤以分析经济政策为要。
文章的如下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为孙中山先生与申圭植先生，介绍二位先生往来渊源和历史会晤；第二部分为赵素昂先生思想，介绍赵先生早年经历及与孙、申二位的互动情况；第三部分为三均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将着重探讨三均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第四部分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与三均主义关联。最后一部分作为文章的结语。
一、 孙中山先生与申圭植先生
申圭植（1879-1922），是韩国现代著名革命家、思想家、诗人。别号睨观、余胥、一民、青丘根人。申门为当地望族，世代书香，族人多为朝中显宦。申先生3岁即能识字。稍长，在塾堂学习汉文，熟读《四书》、《五经》，作文写诗，为乡里誉为神童。他在以推翻日帝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解放恢复祖国独立为宗旨的韩国独立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在韩国现代史上占有光辉地位。申先生于1911年32岁时秘密赴中国。当时，在中国关内地区的韩国人甚少，独立运动者更是凤毛麟角。韩国革命者正式与中国革命者接触，可以说从他开始。[12]申先生侨居上海后，即秘密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清反帝制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与朴殷植、赵素昂等组织同济社；1920年于上海创办《震坛报》，后创办博达学院，收容来华之韩国青年，予以严格训练。1919年 4月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任议政院议会副议长，9月临时政府改组，他出任法务总长。1921年5月起，他任代国务总理兼法务总长、外务总长[13]。
这些经历表明，在1921年10月作为韩国临时政府专使赴广东护法政府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前，申先生应与孙中山先生见过面。可为一证的是，闵石麟著《中韩外交史话》中记录了11月3日二人在广州会见时的对话：“申：‘圭植前年在沪拜别钧座后，以俗务羁身，屡思而来进谒，问候起居，终未克果愿，至觉歉疚。此次奉鄙国李大统领之命，携带国书，南来访粤，奉问贵大总统政躬康泰，并代表鄙临时政府及全体人民，向贵大总统致敬！’……总统：‘先生系我老同志，辱蒙远道过访，至为感谢。此次复以韩国国使资格，相会一堂，尤其所幸。唯今日之会既非正式，我们不妨随便谈话，以倾积愫。’ [14]”这段对话说明，1919年，孙中山先生即与申先生在上海会面，孙先生也亲切的称申为“老同志”。申圭植先生当时对孙中山先生是相当尊崇的，在申先生诗集《儿目泪》中，就收录了他赠孙的两首名诗：
《祝孙总统》：共和新日月，重关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
《赠孙中山》：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15]
其中，《祝孙总统》一首是孙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申先生赋诗祝贺[16]；《赠孙中山》则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在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进行推翻帝制实现民主共和的斗争是何等艰辛[17]。
韩方通过这次非正式的会见，提出了《中韩互惠条款》五项，除承认双方政府外，还包括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国军校、借款500万元、租界地带养成独立军等三项。虽因护法政府“仅以广东一省力量”难以支持借款和租地援助，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节，原则上毫无问题”，中国军校亦自此收容、培养了大量韩国学生[18]。
1921年11月18日，护法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暨正式接见韩国专使仪式。“是日上午 ，申专使着黑色大礼服。……申专使徐步入场，首向孙大总统一鞠躬；前进至场中，再鞠躬；进至总统面前，再鞠躬。总统一一答礼。申专使于是呈递国书，复退回原位。孙大总统接受国书，转交外交部伍部长，并致答词，略称：‘中韩素为兄弟之邦，有传统的深厚友谊。今蒙贵国临时政府派遣首任专使，来访我护法政府，至感荣幸。从此两国外交关系已启，将永保善邻友好之道。’云。于是，申专使前进，孙大总统乃与专使握手，并询，李大统领政躬康泰。寒暄片刻，专使告辞。大总统再与专使握手。专使复退回原位，步步后退，向总统一鞠躬；退至场中，再鞠躬；退至门前，再鞠躬。总统一一答礼。”[19]“韩国人最明礼仪，谁真心诚意援韩独立，谁就是韩国人民的真朋友、好朋友”[20]，韩方在仪式上向孙中山先生致以最高外交礼节，孙先生也一一答礼，护法政府自此开创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关系。
在这场会晤中，申圭植先生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专使向以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的广东护法政府递交了国书，韩国临时政府由此首次获得了外国政府的承认，使得这次会晤成为中韩两国外交史上开创性的新篇章。虽然申先生自己也认为，这次会晤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具有象征意味[21]，众多经济与资源上的支持由于当时护法政府条件所限，未及达成。然而，孙、申二位先生这次开创性的历史会晤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在此后对韩国临时政府的许多政治经济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赵素昂先生思想
在孙、申广东会晤后不久，次年6月，由于陈炯明突然兵变，炮轰总统府，北伐宣告失败；韩国独立运动者的派别斗争此时也愈演愈烈，韩国临时政府内部产生了对华态度的分歧。申圭植先生在内忧外患之下，陷于绝望。绝食25天后，于1922年9月卒于上海，葬于上海万国公墓，时年仅43岁[22]。《申报》次日即以《韩国志士申奎植在沪作古》的文章对其生平事迹作了介绍，说申“屡谋复国，迭经危难，辛亥中国革命，来华投孙、黄诸伟人，甚得推重。嗣后卜居中国，仍时时策祖国之光复。”[23]
申先生弥留之际，仍念“政府、政府”[24]，足见其爱国赤诚之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先生身后，当时韩人志士，以先烈精神不灭，前赴后继，共赴国难，为韩国独立事业不懈斗争。
20世纪30年代前后，韩国独立党执行委员长赵素昂先生率先提出了 “三均主义”，主张“以政治、经济、教育之三均制，建均权、均富、均学之民主国”[25]。
赵素昂先生（1887-1958），原名镛殷，字敬中，16岁时入汉城成均馆就读，其后赴日留学。留学期间，长兄镛夏从柏林寄来孙文传。1912年，他由明治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国，同时，和在上海的申圭植先生取得联系，制定亡命计划。1913年，经北京亡命上海，和申圭植、朴殷植等先生组织同济社(后改为博达书院)，训练革命青年。和陈英士、陈果夫、黄觉、戴季陶等组织新亚同济社和大同党（亚细亚民族的反日团体）。1919年4月，他在上海参与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历任宪法起草委员、议政院法起草委员和审查委员，并被选为首任国务院秘书长，后又被选为国务委员。1922年1月，他受中国国民党干部张继的邀请至上海与孙中山先生面谈。1923年，他出任韩国临时政府卢伯麟内阁的外务总长和学务总长。1924年，连任李东宁内阁的外务总长。1930年7月，他再次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外务总长。[26]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的先驱之一，赵素昂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留学生团体为韩国独立斗争，对各国新知、新思想都有所掌握。其长兄又寄孙文传给他，虽然尚无法明确具体是哪一本著作[27]，但赵先生求学期间就曾受孙中山思想影响，乃是无疑。赵先生自己也说，孙中山的影响和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以及日本残酷镇压韩国独立运动成为了他流亡中国的动机[28]；赵素昂先生在上海期间，曾与申圭植先生、朴殷植先生、李东宁先生、卢伯麟先生等聚首，一同奋斗在韩国独立运动的最前线，及至他作为吉林地区的代表，参与韩国临时政府，担任首任国务院秘书长[29]，他们之间彼此互动合作，影响必深；加之，赵先生因建立新亚同济社等与当时国民党内的重要官员如张继等相识，这为他了解中国社会及当时革命局势提供了契机。故而，1921年5月，他经时任孙中山先生个人秘书的张继引荐，于1922年在上海见到了孙先生[30]。虽然当时谈话的内容未见诸文献，无法知道详细情况，但是在中国亲眼目睹辛亥革命的赵素昂先生与长期关注、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孙中山先生的这次会面，对话内容想必涉及了两国的革命运动，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本节着重讨论了赵素昂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申圭植先生的往来渊源，以及由他所提出的三均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虽然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独立运动派系林立，许多政治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从现代经济学理论出发，人与人在同一空间内的密切互动，将产生“同群效应”，即使得双方通过相互学习（Learning）、分享信息（Sharing）和选择匹配（Matching）等机制，产生互相影响，从而增加效用产出[31]。并且这种“同群效应”，将在社群层面上被乘数放大[32]。这一机制的引入，使得讨论曾与孙中山先生和申圭植先生密切交往的赵素昂先生所提出的三均主义，对于分析孙、申二位的会晤及其思想对韩国临时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三均主义的经济学分析
1930年4月，赵素昂先生整理了他的政治主张，著《韩国之现状及革命趋势》一文；1931年，他又在韩国独立党机关杂志《震光》上发表题为《韩国独立党之近象》的文章，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最早提出了三均主义的内容[33]。三均主义后来被确立为韩国临时政府的国策，写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国纲领》，并获通过。1940年三党统一（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创立三均主义的韩国独立党，赵先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为金九），在创党宣言中确定了三均主义原则[34]。
关于三均主义各个时期内容的充实，裴京汉的《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一文已作详尽阐释，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至1940年代其体系已日趋系统[35]。这里主要就上海档案馆藏的《三均主义制度政治经济教育均等分系表》[36]、《韩国独立党三均主义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均等分系表》[37]，介绍三均主义的具体内容，尤以经济、教育政策为重。
这两套资料上世纪40年代由韩国独立党中国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秘书部编、宣传部制，两表均为树图。
先说狭义的三均主义。《“三均主义”制度政治经济教育均等分系表》中树图的根基伊始，标注“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即注重在政治上的安定、在经济上的贫富均等和人民生活上的和谐幸福。主要内容分为“政治均等、经济均等、教育均等”三部分。
第一部分，政治均等，即“均权”，强调“权力义务”。这一内容下分为“民主共和国(根据《临时宪章》、《建国纲领》建立大韩民国)、国民基本权利均等和国民义务兵役制度”三方面。此前研究者主要关注前两项内容，对于国民义务兵役制度方面关注相对少。第一，民主共和国一项未列细目。第二，国民基本权利均等,主要政策是“实行普选制”，其内容是“国权、民权”两项。国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与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五权宪法”内容基本一致，但是这里没有设“考试权”。再看民权。民权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参政权、罢免权”四项。过去的研究中大部分中提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说三均主义没有效仿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设立罢免权和参政权[38]，其实不然,只是散列贯彻于国权和民权诸项中了。民权又关系“人权”。人权包括“平等权和自由权”。这两项下又各分细目，着重于国民的种族、阶级、性别平等观念以及“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团体自由”各项，内容相当具体。第三，国民义务兵役制度，明确其宗旨是“保土安民，不侵侮他人，亦不受侵侮”。该项对海陆空三军建设都做了要求，目的是“建军建国以达富强康乐之境，绝无侵略之主义，但求永久保护倍达民族之生存与光荣”。整个政治均等的内容和政策方向大致如此，其目的在于“以此权利配合解放后实际需要以建设新韩国”。
第二部分，经济均等，标注为“均富”和“活力”，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内容。其下三项措施分别为“土地国有、大生产机关国有、均匀资本”。第一，土地国有，主要是实行“分田制”。其思想根源是为了避免土地私有之弊病，这一点许多研究中已从韩国土地制度的历史经验方面进行了论述[39]。主张“国无荒田，民无饥饿”。第二，大生产机关国有，就是要在“工业、矿业、贸易、交通”四方面实行“国家经营、人民监督”。第三、均匀资本。通过“小企业普遍发展”和“劳资均匀”的手段实现“小康之世”。
通过以上三项的经济建设政策，三均主义认为，就可以获得“物力”和“财力”方面的保障，其经济政策重点在于“生产”，即积极发展生产和再生产，促进国际贸易、促进海陆空交通。但是在消费方面，则主张“减少消费”，“节约物资”、“不能浪费物资”，认为消费的这方面内容是消极的。本文认为，当时韩国临时政府云集了韩国一时人杰，其中留学海外拥有高学历、学识渊博者不在少数，既然已经着眼于国际贸易的拓展，就不太可能不谙现代经济学理论，无视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里认为需要减少消费 ，恐怕是相对于资本积累来说的。其一，由于日帝亡韩后韩人倍受压迫，到成立韩国临时政府时，韩国国内已无力支持，其他韩国侨胞，只有在美洲的一万多韩侨略有实力予以资助。[40]其二，早在 1922年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前，申圭植先生与唐继尧先生先行见面，当时申称韩国临时政府“拮据窘困，自不待言”、“欲求工作开展，至不易也”[41]。故而前文所引《中韩互惠条款》，孙、申二位会见时，韩方拟向孙中山先生借款500万，但因护法政府本身实力有限，未能实现援助。其三，此后金九先生也在《白凡逸志》中说，当时韩国临时政府房租每月30元，工友月薪20元，但是由于资金拮据，常常支付不起，甚至因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诉讼[42]。当时韩国临时政府的资金支持多为国民政府援助，这一点中韩两国的研究者均有涉及[43]。在主权意识渐强后，金九先生便向国民政府提出，由援助改为国际惯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借款，约定日后复国归还[44]。以上种种，足以证明当时韩国临时政府资金拮据，更不用说整个韩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很难进行资本积累。韩国临时政府要增加国民财富，保障人民生活，只能提倡通过节约物资和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积累财富，以谋求复国独立及光复发展。
三均主义希望，通过以上经济政策的实施，能够“来百工”、“财用足”，从而“以此活力配合解放后实际需要，如何增加生产及运用物资，以大光复后建国之目的。”
第三部分，教育均等，提出“均学、智力”。从福利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说，这一项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经济方面的政策。三均主义促进教育均等的具体政策，包括“国费的义务教育、设立东方学院暨世界学院”。主张“不愿一人失学、有教无类”。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注重人才体育、智育、德育的培养，力求“数量多、质量好”的发展。又提出培养人才的“三人主义（工业人、农业人和科学人）”和实行生育的“三生主义（优生、惠生、卫生）”，培养所谓“人生哲学”，“以此智力配合解放后实际需要，储才器，使建设现代新的韩国”。
不难看出，教育均等的思想已经注意到现代经济学里两个重要的领域，一是人口问题，二是教育问题。无论是政治均等、还是经济均等，其根本都必须有足够人员予以实现。只有促进生育，增加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予以国民义务教育；建设世界学院，培养具有开阔视野、全面发展的人才，才能为韩国独立光复事业提供人力资源上的保障。
狭义的三均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均等政策，欲使民众“由复国而建国，由建国而治国，自爱兼爱，进而实现世界一家之理想。”政治均等表面上来说似乎不是本文所关注的经济政策内容，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倘若不首先提出政治均等，谋求韩国的独立光复，则经济政策的实施便无从谈起，故而，本文仍然予以重点讨论，因一国经济之发展，本离不开其制度因素和历史环境。
广义的三均主义，包括人与人、族与族和国与国的均等。上文所述狭义的三均主义，实际上就是“人与人均等”之内容。广义的三均主义其余两项因多与主权独立和国际道德相关，经济政策内容所涉有限，故在本文中不多作讨论。
四、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与三均主义关联
孙中山先生历来关注韩国独立问题。他的《三民主义》内容博古通今，分析精辟入理。在论述“民族主义”时，他说“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有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自己是高丽人了[45]。”孙先生又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46]。”孙中山先生从民族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历来支持韩国民族独立的负责任的大国立场。故而，他在与申圭植先生会面时，当即表示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原则上毫无问题”[47]。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日帝亡韩后，对于韩国国民教育的不良影响。以往的比较研究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教育均等思想，实则不尽然[48]：孙先生在阐发第一条民族主义时，就注意到了教育之于民众的重要性，更不满日帝在韩实行愚民政策。对于深谙孙中山先生思想、曾与申圭植先生共进退的赵素昂先生而言，在提出“三均主义”思想前，他不可能没有关注到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相关内容的阐释。
再看民权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的论述中曾明确提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上的平等[49]。孙先生在这一层面上创立的“五权宪法”思想也如上一节所述，为三均主义所接受。
纵观三均主义，经济均等中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内容，欲实行“分田制”。这无疑与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一脉相承。虽然有研究认为，赵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是针对韩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弊端和日占后的土地私有问题[50]，但仍然不可否认其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联 。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51]”，二者并不矛盾。《三民主义》一书也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52]。马克思说，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首先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孙先生倡导的民生主义也主要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阐释。虽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论述，与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但作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基础，三均主义中也有对这方面的建设思想。
五、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孙中山先生与申圭植先生1921年的历史会晤及其思想对韩国临时政府日后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文章在回顾了既有研究成果后，全面整理了孙中山先生与申圭植先生密切交往的史料，通过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的新近成果——“同群效应”理论机制，选择研究这次历史会晤及其思想对赵素昂先生提出的“三均主义”之影响。在分析三均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文章首次使用了上海档案馆藏的《三均主义制度政治经济教育均等分系表》、《韩国独立党三均主义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均等分系表》等原始档案资料，综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着重探讨了经济均等和教育均等的主张，并在最后将孙中山先生思想对韩国三均主义的影响加以阐述。
本文的结论是，作为中韩外交史上的开创性会谈，孙、申二人的这次历史性会晤及其思想对韩国临时政府日后的政治、经济政策有着深远影响。后来确立为《建国纲领》内容的韩国临时政府三均主义国策无疑也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本文首次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了三均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政策本身；本文也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这次历史会晤及其思想对韩国独立党三均主义思想影响的文章之一。作者抛砖引玉，期为之后研究这一时期中韩关系的专家学者提供新的视角。
幸逢盛世，谨以此文，铭记中韩两国志士先烈为国捐躯的不屈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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