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日益暴露,以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为已任的社会主义思潮社会运动已经物兴。这样,当中国充满期待学习西方时,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之隔的中国志士仁人更容易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又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种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并天然认同这些揭露和批判。于是,中国又始了以西方社会主义为坐标的启蒙。俄国十革命成功后,这一启蒙更集中表现为“以俄为师”。
      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强固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巨型文明,中国又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型国家,师法他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抛却自己原有的根柢。师法他者时,曾一度产生过“万事不如人”的悲观怀,但更多智者早早就发现,师法他者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真实问题。中国的启蒙必须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扬弃、自我更新。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走符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一直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诉求,并最终取代前二者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流。
       考察一下孙中山与上述三重启蒙运动的关系,便不难了解他在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治、民有、民享:批判性地学习西方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位先行者。孙中山最初对于西方的认知,清楚表现在他1894年1月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在信中介绍自己时说:“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奥。”这封上书的主题就是强调:“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对此,他逐一作了
疏解:“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省力。”“所谓物能尽其用,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孙中山由此作出结论:“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日: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田
       这些论述表明,孙中山这一时期所期待的学习西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要像西方那样重视发展教育、发展实业、发展商务这样一些技术性、工具性层面。从创建兴中会到创建同盟会再到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对西方的认知,有了很大的飞跃。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他1905年10月发表的《〈民报)发刊词》,其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2孙中山特别认同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盖茨堡演说时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一再申明:“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