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别： 一般文物
这是宋庆龄亲笔书写的便笺，由两张纸组成，黑色的铅笔字分别各写着一句话：“1915年孙先生从日本东京暗暗到上海。他住在法国报馆（L'echo chine）楼上总编辑的房间里。”“这报馆是在从前的爱多亚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继续反袁斗争。1915年12月，袁世凯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倒行逆施，引起公愤，不得不于次年3月下令撤消帝制。随着国内讨袁斗争渐入高潮，孙中山决定马上回国。因为宋庆龄“负责所有的密电码”，所以孙中山抵达上海后不久即召她回沪协助工作。
此时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就在宋庆龄抵达上海的前一日，1916年5月18日，在孙中山隐居的上海萨坡赛路14号山田纯三郎宅，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暗杀身亡。次日，宋庆龄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不顾危险，亲自到码头迎接。随后韦玉冒着巨大的风险让孙中山和宋庆龄住进由他担任主笔的法文报纸《中法新汇报》（L'echo chine）报馆——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今延安西路）55号。这就是第一张便笺上提到的，而其中记载的时间应该是误记，1915年孙中山一直在日本从事反袁斗争，1916年返沪。
入住后，他们不能随便外出，凡是他们的信件，均以韦玉名义寄出和收取。只有在晚上，宋庆龄才穿着西式服装溜出去办事和联络。形势如此险恶，宋庆龄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孙中山处理文书，承担译电、联络工作。而孙中山的安全也时时刻刻揪动着她的心。当时经常有密探跟踪孙中山，他表现得无所畏惧，可这让宋庆龄非常担心，只要他不在身边，她就觉得寝食难安。但是宋庆龄并没有阻拦丈夫外出，她在1916年5月27日给梅屋夫人的信中吐露心声：“有一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处理，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得救，我必须冒许多危险。”
袁世凯死后，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1916年6月，宋庆龄随孙中山搬至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居住。他们住在报馆的日子仅一个月左右，但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国居住，而且当时形势险恶，因此这段日子在宋庆龄的心中必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张便笺和“宋庆龄手书关于韦玉先生身份的说明”是当年宋庆龄嘱咐周和康给冯道生老太太的侄子汇款时写下的，冯道生是韦玉的夫人，当年他们一起接待了孙氏夫妇，并结下友情。这两张便笺现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