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有一幅《仁风披丹冈》立轴（图一），纸本设色，纵128.5厘米、横45厘米。作者自题画名“仁风披丹冈”，款署“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孙大元帅北上，张坤仪恭绘敬祝。”款识下方钤白文“幼华画印”、朱文“坤仪染翰”各一枚，画幅右下角另钤朱文“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押角印一枚。以接近整幅的笔墨绘白凤一只蹲立于巉岩绝壁上。凤用蛤粉等白色颜料以没骨法绘羽，以墨笔绘眼、喙、爪和翅间黑羽、尾端翎眼。凤扭头向斜下后视，其视线延展于画幅之外，若有所睹。巉岩用赭石加淡墨以大斧劈皴法绘制，又以更淡的笔触横扫出远处的山峦，咫尺之间营造出千里之势。
一
张坤仪（1895—1969），字幼华，号曲江女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人。早年随居廉高足容祖椿习居派绘画，又从表兄叶恭绰研习金石书画。约在1919年前后于沪上结识高奇峰，遂从其习画，为入室弟子，后被收为义女。张坤仪主攻花鸟，笔墨刚柔相济，工写兼备。侍师左右十余载，深得高奇峰神髓，其作品主题和笔墨意趣都未超出高奇峰之藩篱。此幅绘于1924年的《仁风披丹冈》就与高奇峰的一幅《白凤凰》（图二）在构图、用笔、设色等方面都十分相似。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张坤仪此作脱胎于高其峰的《白凤凰》，但题名为《仁风披丹冈》，正是张坤仪赋予以鲜明的主题。此主题虽非张坤仪首创，却对民国画家产生较大影响，此后多有这类题名的名家画作出现，如张善孖、黄君璧等就有《仁风披丹冈》多幅（图三、四、五）。
与张善孖全用朱红色涂染山石不同，张坤仪所绘山石并不是这样炫目的色彩，这是否就背离了题名中的“丹冈”之本意呢？
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先从“丹冈”是什么谈起。按《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晋郭璞《鸾鸟赞》又云：“鸾翔女床，凤出丹穴，拊翼相和，以应圣哲。”[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构出来的一种神鸟，凤凰生长于丹穴山中，则《仁风披丹冈》题名中的“丹冈”即是丹穴山之山冈。
那么丹穴山是否就如其名而为红色呢？要解决这个疑问，又需从丹穴山之得名来考察。丹穴山得名于发源自此的丹水，而丹水却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红色之水。按《水经注·丹水》：“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渊中。”是丹鱼因有“赤光”而得名，丹水、丹穴山之名“丹”字，又皆出于丹鱼之故。而张善孖等画家笔下的色彩，一方面是为附会“丹冈”的字面意思，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增强艺术表现之需要。
二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凤凰只在君主贤明的清平盛世才会出现，故凤凰的现身被认定是祥瑞之兆，是天下太平的象征。
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黄帝即位，惟圣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维思影像，夙夜晨兴。于是乃问天老曰：‘凤像何如？’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丽化枯折所志，龙文龟身，燕喙鸡噣，骈翼而中注，首戴德，顶揭义，背负仁，心信智，食则有质，饮则有仪，往则有文，来则有嘉。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飞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翼挟义，衷抱忠，足履正，尾系武，小声合金，大声合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光兴八风，气降时雨。此谓凤像。夫惟凤为能究万物，随天祉，象百状，达于道。去则有灾，见则有福。览九州，观八极，备文武，正王国。严照四方，仁圣皆伏。故得凤像之一者凤过之，得二者凤下之，得三者则春秋下之，得四者则四时下之，得五者则终身居之。’黄帝曰：‘于戏，盛哉！’于是乃备黄冕，带黄绅，斋于中宫，凤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东阶，西面启首曰：‘皇天降兹，敢不承命。’于是凤乃遂集东囿，食帝竹实，栖帝梧树，终身不去。”黄帝是中国上古时期有名的贤德圣主，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战蚩尤，平炎帝，“惟圣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终于“宇内和平”，引得凤凰“蔽日而降”。
不惟黄帝时有凤凰现世的传说，大凡三皇五帝这些上古时代的明主圣王，多因德行卓著而引得“凤凰来仪”；笃仁重德的周文王，也因“发政施仁”而有“凤凰鸣于岐山”的记载。故《淮南子》说：“昔者二皇，凤至于庭二皇，伏羲、神农；三代，凤至于门三代，尧、舜、禹也；周室，凤至于泽。德弥浇，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
因“凤凰来仪”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2]，故古人便用这一瑞像来美化帝王贤德、政治修明，并多见诸古代文献记录。如：西汉孝宣之治，“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3]；东汉光武中兴，建武十七年“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陕县”[4]；金章宗明昌之治，泰和四年“磁州武安县南鼓山北石圣台凤凰见”[5]。
凤因具有德、义、礼、仁、信等多种高尚的品质，便又借以比喻具有圣德之人。《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邢昺疏曰：“知孔子有圣德，故比孔子于凤鸟。”[6]
在传统文化中，凤多被绘制成五采或红色，此幅《仁风披丹冈》所绘为白凤，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涵义？
按《朝野佥载》卷三：“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仁风披丹冈》中的白凤即是五凤之一的鸿鹄。鸿鹄善飞，历代诗歌多有吟咏。如：“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7]；“鸿鹄轻腾万里高，何殊朝野得贤豪”[8]等诗句。而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9]，又借鸿鹄善飞之意进行引申，将鸿鹄比喻为志向高远之人。
三
《仁风披丹冈》绘的是凤，而题名却作“风”，那么凤与风又有何关联呢？
仅从两个字的字形来看，早在汉字肇始的商代，在甲骨文中“凤（鳳）”与“风（風）”便是同一个字，都作从鸟凡声的“鳳”字，鸟如凤状。究其原因，大约是古人用象形的方法造字时，因风是无形的自然现象，并无直观的形态可以参照着进行模拟，便“假借”了一个同音的凤字。不同含义而使用同一个字，会造成含义混淆和理解偏差，于是至迟在春秋时期汉字分化情况变得异常普遍，曾经用同一个字形表示不同含义的汉字出现了独立表达的倾向。这种现象，文字学家称之为“分别字”[10]。如：“它”是“蛇”字的初文，后表示蛇义的添虫旁，以与它字分别；“或”是“国”（國）、“域”两字的初文，后分别加囗、土派生出国、域两字以与或义分别。“凤”与“风”也出现了分化现象，凤字保留了原来的字形，而风字则改为从虫凡声的形声字。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大抵是古人认为“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11]，根据这种自然现象，赋予风字以更加具象而独特的字形符号。
凤与风曾共用一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信仰的方面，古人认为凤与风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凤的住、行离不开风。《淮南子·览冥训》：“凤凰之翔至德也……暮宿风穴。”《埤雅》卷八：“龙乘云，凤乘风。”而两者更为紧密的联系，则或许是古人对凤的崇拜，将它当作了能兴风的“风神”。[12]
是故《仁风披丹冈》题名用“风”字便蕴含了凤之义。那么作者为何不直截了当地题作“凤”字呢？这是因为题名“仁风”，又具有一层深刻的文化含义。
《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用风吹草伏的自然现象来形容德化。于是有“仁风偃物，德以礼宣”[13]，以“仁风”颂扬帝王或地方长官的德政，形容恩泽如风之流布。[14]如《后汉书·章帝纪》：“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载。”《旧唐书·房玄龄传》：“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全唐文·湘君庙记》：“及我使君濮阳公之来也，抚此疲氓，一振仁风。”
四
1924年10月23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北京直系政府。10月25日，冯玉祥等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11月13日，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等乘“永丰”舰启程北上。
在中山先生北上之际，广州社会各界人士、社会团体纷纷馈赠礼品以表达心声。如广州总工会赠“定鼎中原”银鼎（图七），广州商会赠“统一先声”银杯（图八）。1925年年初，在中山先生抵京后，旅京广东同乡赠“天下归仁”银杯（图九）。这些珍贵的礼物都表达了同一个愿望——祝愿中山先生此次北上之行能引领中国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和平统一。
张坤仪在中山先生临行北上之时“恭绘”《仁风披丹冈》，不仅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美好愿望，而且还蕴含了更多的寓意。
首先，是以物喻人，用凤来比拟中山先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格，称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具有“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不仅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他有着“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为人民除忧愁，谋幸福，争权利，并乐此不疲。他“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全体中华儿女景仰”。因此，张坤仪以凤来比拟中山先生是恰如其分的。
其次，以凤是祥瑞之兆，“见则天下安宁”，祈愿中山先生此行为中国带来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带来安定、幸福。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革命的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窃取。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外有列强凌辱，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桎梏着中国，使其失去独立和统一；内又历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与混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中山先生“毕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而奋斗，他始终强烈反对不平等条约，并把它视为谋求祖国独立和统一斗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动”[15]；同时，中山先生为保卫得之不易的民主共和制度，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其后又积极组织北伐，希望以武力统一全国。北京政变送来了和平统一的曙光。1924年10月31日，段祺瑞复电中山先生云：“公元勋照耀，政想宏深；命驾北来，登高发响，此天下之所想望，尤南北合力统一之先声。”[16]中山先生此行正是本着为国为民的目的。他自言“到北京去从事和平统一”[17]，是“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是为了“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让全国人民“脱离这十三年革命的痛苦，享革命的幸福”[18]。
再次，以五凤之一的鸿鹄为意象，一方面是“敬祝”中山先生如“鸿鹄高飞，一举千里”。广州至北京，直线距离便有两千余公里之遥，况中山先生乃走海路，途经上海，转道日本，再至天津，所行路途更远，所耗时日尤多。此行自11月13日启程至12月31日抵京，历时近五十日，海上漂泊十余日，备受舟车劳顿之苦。张坤仪便是借此画表达亘古不变的送别主题，即祝愿中山先生一路顺风、旅途平安。同时，借用鸿鹄的意象，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敬祝”中山先生能一展鸿鹄之志。中山先生怀有“追求实现民族独立和发展振兴的理想”[19]，有着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志向。此次北上之行若能成功，可谓是实现中山先生统一中国梦想的“天赐”良机。
最后，题作“仁风”，是希望中山先生这位中国的民主共和之父在“握大政权”后能够施行仁政，为四万万人民谋福祉。中山先生此次北上，一方面正是希望通过实现和平统一并召集国民会议，让全国人民“脱离这十三年革命的痛苦，享革命的幸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演讲民生主义，向民众宣传强国富民的方法。当然，中山先生并没有争夺“握大政权”的野心。1924年11月12日，中山先生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中说：“我这回到北京去，外面不明白情况的人，以为我一定可以握大政权，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20]1924年12月31日，中山先生抵京后在《入京宣言》中再次表明：“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可惜中山先生在抵京三个月后便因重病去世，既未能亲眼目睹祖国统一、民族独立，也未能亲身完成毕生的壮志。中山先生深切地热爱着祖国，在他弥留之际仍低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又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此亦历史之一大憾事。而这幅由众多寓意凝聚成的《仁风披丹冈》，如今还挂在位于上海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正门入口处，供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人们瞻仰。
参考文献
[1]（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第1710页。
[2]（唐）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第2505页。
[3][7]（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3631、2036页。
[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第69页。
[5]（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别集下》，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1版，第275页。
[6]（三国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南宋蜀刻本。
[8]（唐）周昙《春秋战国门·平公》，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一版，第8341页。
[9]（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49页。
[10]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代序》，（台湾）艺文印书馆，1993年4月第1版，第14页。
[1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677页。
[12]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377页。
[13]（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点校：《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第87页。
[14]《汉语大词典》，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098页。
[15]尚明轩：《孙中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09页。
[16][1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三卷，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第2046、2049页。
[18][20]《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308—309页。
[19]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