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外祖父母史迹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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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外祖父母史迹寻踪

作者：朱玖琳

晚年倪珪贞（前排中）与姐姐倪珪金（前排右）、妹妹倪秀贞（前排左）、弟弟倪锡纯（后排左）和叔叔倪嘉树（后排右）合影。挂壁肖像主人为倪韫山夫妇。

由于宋氏家族历史地位的特殊性，各种坊间传闻、文学演绎充斥其间，而严肃史学研究却少人问津，因为相比严肃历史，人们更喜欢听传奇故事。更有甚者，出于种种目的，故意歪曲历史，把本来就不清的水搅得更浑。

笔者无力扭转乾坤，只是凭着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良心，努力在故纸堆中耙梳真实的历史。

一、宋庆龄外祖母是徐光启第九世女孙

宋氏家族一向以系徐光启后人为傲，而这则源于宋庆龄外祖父倪韫山（其后人改为“蕴山”）的婚姻。关于宋庆龄外祖母（以下称“倪徐氏”）的血统说明，均来自宋家自述，确切地说部分源于转述的宋家自述。共有四种说法如下：

第一，宋耀如美国友人步惠廉之子转述步惠廉对宋耀如夫妇亲述的回忆。其记：1887年10月，宋耀如在苏州与美国大学校友步惠廉重逢，非常自豪地向步惠廉讲述了他的新婚妻子倪珪贞的家世，说她的母亲是徐光启的直系后裔，她的父亲是上海伦敦会的信徒，她的母亲在嫁给她父亲之前一直住在徐家汇，婚后改信新教。1888年春节期间，步惠廉在昆山第一次见到倪珪贞，听倪珪贞本人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说1853年太平军横扫上海时，负责为清政府守护徐家汇的外祖父战死，尚待字闺中的母亲逃出了徐家汇，在奔跑途中因为缠足行动不便而被迫丢弃了很多随身携带的家传珍宝。[1]

初婚时的宋耀如和倪珪贞

第二，倪珪贞去世后，她的孩子们为追述母亲生平而撰写的“行述”（以下称“宋母行述”）。其记：倪徐氏的父亲是徐光启第十六代传人，时任淮军统领，率军转战上海、宝山、南汇、川沙，阵亡于川沙。[2]

《宋母倪太夫人讣告》中的宋母行述

第三，宋庆龄1962年手书。1962年是徐光启诞辰400周年，是年10月，宋庆龄手书的一份关于母亲一族系徐光启后代的倪氏家史，辗转经由台湾历史学家张其昀之手送达宋美龄，又通过宋美龄传递给宋家在美的每一个成员传阅。在自留的一份手书上，宋庆龄补充道：“这是我母亲的祖宗历史。我的（外）祖母，倪（徐）氏（是）在太平天国时从松江到了上海的。”[1]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宋庆龄手书倪氏家史及信封

胡佛藏宋庆龄手书倪氏家史复印件

第四，宋美龄1962年题序。同在1962年，11月，台北光启出版社出版由张其昀题写书名的《徐文定公家书墨迹》，宋美龄在题序中称：“外王母徐太夫人乃文定公第九世女孙”。

《徐文定公家书墨迹》封面及宋美龄题序

查史书可知，1853年横扫上海的是小刀会，而小刀会自称太平军部属，所以称小刀会为太平军也不算是错。但是，“宋母行述”所讲的历史时段显然不是1853年小刀会时期，而是正牌太平军进攻上海县城的时期。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年至1862年间），太平军向上海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为了剿灭上海的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安徽正式成立淮军，并于三月开拔到上海，增援上海地方团练、会防局、“常胜军”，一起围剿太平军。

查1862年淮军到沪后统领各营的将士名单，徐姓统领只有得字营的徐德胜，但他非上海县人；统领淮军中由上海防勇组成的会字营的上海县人名周志鸿，与徐家无关。[3]

根据黄炎培主纂的民国《川沙县志》卷三《户口志》之《陆炳麟川沙族谱一斑·徐氏谱略》，当时在川沙阵亡的徐姓名士仅有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之后徐光发，其先原籍为安徽凤阳县人，时任布政司理问（注：理问是理问所的负责人。明清时，理问所为布政使司所属机构。清朝时只有直隶、江西、江苏、浙江、湖南等几个省份的布政使司才设理问所，理问所也只设从六品的理问一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率团众镇压太平军时阵亡，同治四年（1865年）奉旨给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年间加赠武德骑尉，封朝议大夫。[4]这位在川沙阵亡的徐姓名士显然不是徐光启后代，也与淮军无关。

宋美龄应该是在历史学家张其昀的帮助下，意识到了“宋母行述”以及父母生前所述有误，遂在1962年将倪徐氏是徐光启第十七世女孙的说法改成了“第九世女孙”。据上海县志和徐氏宗谱的记载，1853年带兵守护上海家园的是徐光启的八世孙徐士荣（字志瀛），是时为上海县最大的慈善机构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之一。徐士荣奋战守堂，以致“衣履沾血成赤，日不一食亦不知饥”。徐士荣事后赴浙江履知县职。1861年太平军接连攻陷江浙城池，上海形同孤岛，徐士荣闻讯，辞别浙江巡抚晏端书，返回原籍，再次准备誓死保卫家园。时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经常上门拜访，李鸿章淮军大营进驻城南后，他也受到李的器重，襄助淮军铭字、春字二营，并与二营统领刘铭传、张遇春缔结兰盟，并肩作战。徐士荣为救济难民，散尽家财，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43岁。[5]李鸿章为办地方团练有功者上奏请赏的名单中常出现徐士荣，且每次都位列上海县第一名。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的请赏名单中依然有他：“补用知府浙江候补同知徐士荣，请赏加道衔。”[6]

至于宋庆龄手书，其说也有违母亲生前亲述，把倪徐氏从徐家汇逃出去反说成了逃进上海县城。而且她的说法在逻辑上也有错误，因为清时上海县和川沙县一样属于松江府，不能说从松江逃到上海。

徐士荣既有倪珪贞亲述的1853年对战小刀会的经历，也有“宋母行述”所记与淮军并肩对战太平军的经历。宋美龄在历史学家张其昀帮助下，以家族口传为线索，依据史料记载，确认了倪徐氏是徐士荣的女儿，即徐光启第九世女孙。这种做法是科学的，理清了倪徐氏的身世。

二、宋庆龄外祖父是上海伦敦会最早的华人牧师

“宋母行述”将宋家“信宗教、尚新学、教育子女并重”的家风仅仅归功于徐光启的传承，但是被宋家忽视的外祖父倪韫山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倪韫山的身世也被各种坊间传闻甚至谣言左右，所幸倪牧师是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华史上留下一笔的人，借助当今大数据时代先进技术的帮助，笔者层层追索各种信息，发现了新的第一手原始史料，综合其他已掌握史料，倪韫山的史迹渐趋明朗。

1、倪韫山与妹夫王月舟1858年同时加入基督教，1870年同时被公举为牧师。

倪韫山是江苏川沙人，字嘉珍，道光丙申十二月初八日（1837年1月14日）出生，光绪己丑三月初九日（1889年4月8日）去世。[7]在他去世5个月后，他的教友钱芳棣在《万国公报》上撰文哀悼道：“君品端行方，循归守矩。事母孝而爱弟笃。”倪韫山在屡应科举屡不中之后，“悟富贵功名如电光石火，一转瞬而皆非我有，惟信道行教可盼永福”，于是毅然决定加入基督教，于戊午年（1858年），由英国伦敦会在华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施洗加入基督教，成为伦敦会教友，“旋被任为天安堂牧师”。[8]

牧师资格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倪韫山“旋被任为天安堂牧师”其实也是隔了好几年之后的事。

新发现的史料揭示，倪韫山成为牧师是在1870年，而和他同时被公举为牧师的还有和他同时入教的妹夫王月舟。王月舟虽是妹夫，但比倪韫山年长，在牧师排名上也位居倪韫山之前。[9]

二人入教是有人引荐的。时宝山医士兼传道士陈子谦到川沙行医传教，结识二人，对二人颇为赏识，遂将二人介绍给兼辖川沙教事的上海伦敦会牧师慕维廉。入教后，二人迅速成为慕维廉的左膀右臂，并与慕维廉成为心腹之交。感于慕维廉的知遇之交，二人“奋不顾身，其于远近城邻，靡不周行布道，旦夕晴雨，食息皆忘。”[10]教友钱芳棣追悼倪韫山时也说：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亲戚朋友也疏远了，但是倪韫山“转道沪、汇、川、宝等处”，“兢兢业业，矻矻孜孜，栉风沐雨，戴月披星”讲道。[11]

陈子谦认为二人有牧师之才，咸丰庚申年（1860年），他特地带了二人去见一位在上海县城躲避太平军的教友，大家“纵谈良久”，教友觉得二人是“当世英俊”，相见恨晚，“爰订交焉”。同治元年（1862年），教友赴都襄办教务，1870年回沪，复与二人恢复往来。“旋因中西同道，以二君忠主爱人，实心认事，殊堪为群羊表率，众情爱戴，爰即公举为会牧。”[12]

倪韫山与妹夫王月舟一家情谊甚笃。1879年，四处游历传教的王月舟举家迁居宝山县大场镇不久，自幼随亲到处传教的18岁长女在家中病逝，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所惜者不得与韫山母舅告别，闻其明日当来，吾不及见矣。”倪韫山哀恸不已，特地撰文哀悼，并刊登在《万国公报》上。[13]

倪韫山悼王月舟长女文

时倪韫山尚居川沙，他最小的儿子倪锡纯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川沙出生，自幼随亲举家迁往上海县城。[14]1883年，倪珪贞15岁时，升入裨文女塾读书。该校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倪珪贞姐姐倪珪金（牛尚周夫人）也毕业于该校。[15]世存倪珪金写给女儿牛惠珠在美国寄养家庭霍布鲁克（Holbrook）家族的信，从倪珪金一手漂亮的英文字和成熟的英文表达来看，在中国女学尚未开化的时候，倪家姐妹已经受到非常良好的西学教育。

中年倪锡纯晚年倪珪金

倪珪金手书英文信

2、倪韫山等华人牧师于1885年接管山东路天安堂。

天安堂始源于1845年，当时旅沪各国侨民和牧师等组织礼拜堂，公推英国伦敦会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为牧师，借伦敦会盆汤弄口讲堂集会。盆汤弄讲堂只是一间简陋的民房，不过当时人数不多，华人教友仅三四人。1856年，麦都司回国，慕维廉被公举为牧师，华人教友日增。1862年，伦敦会将盆汤弄口老天安堂拆除，由慕维廉捐款，在山东路麦家圈内再造新堂。倪韫山和妹夫王月舟是在山东路麦家圈天安堂建成后，华人教友剧增的情况下，被同时公举为牧师的。由于华人过多，1885年，英国侨民在苏州河畔的圆明园路口别建教堂，专供英国侨民礼拜，并将山东路天安堂赠于华人传道。时天安堂的华人牧师除王月舟、倪韫山外还有一位名潘恂如者，因他们年事过高，遂封立董绍勋为牧师，襄理牧职。[16]

山东路新天安堂画影

1889年倪韫山去世，葬于上海西门外的墓地。[17]19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墓地被征，倪氏后人将倪韫山墓迁走。

倪韫山去世后，光绪十六年二月（1890年3月），王月舟领衔在上海各公会牧师、教士等为己及为治下诸会友上英国议院书上签字，要求英国禁止鸦片入中国。[18]光绪十七年七月初六日（1891年8月10日），王月舟在上海病逝，终年66岁。其葬礼规模浩大，送葬的中西人士约200多人。[19]

1907年，天安堂开始产生华人自立会。1916年，伦敦会终于决定“将常驻天安堂之西委员撤销，以后停止委派。”天安堂自立后，倪韫山子倪锡纯首任堂议会会长。时山东路天安堂因年久失修，华人们自行募集款项准备在原址翻造新堂，捐款甚多者还有倪韫山长婿牛尚周。[20]1921年，倪锡纯与牛尚周长子牛惠霖同被推举为天安堂地产委托团代表，负责翻建新堂。因经费不足，天安堂规定“凡捐款若干者，得立纪念堂，次之得立纪念室，及纪念碑。”[21]于是倪锡纯捐资为父建“思倪堂”，并邀请父亲挚友陆云峰之子、名人陆徵祥为父亲的纪念碑撰文。1923年天安堂动工。1924年新堂竣工，屋高三层，北侧即“思倪堂”。[22]陆徵祥撰文的“倪牧师蕴山公纪念碑”即立于思倪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