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图为宋庆龄幼年时与家人合影（母亲倪珪贞怀抱之幼童）。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1866—1918），全力襄助孙中山擘画革命，为孙中山提供经济支持。宋庆龄在孩提时即熟悉孙中山的名字和志向，父母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深深影响了她。

宋庆龄 9 岁就读中西女塾，1907年赴美留学。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她深刻认识到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身处异国他乡，她关心祖国命运，关注国内政治动向。图为宋庆龄在美留学时留影。

宋庆龄（右八着黑衣者）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同学们。

在父亲寄来的信件和剪报中，宋庆龄从他支持和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得到启发，进行思索，初步形成民主革命思想。图为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为“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而欢欣鼓舞。

在父亲寄来的信件和剪报中，宋庆龄从他支持和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得到启发，进行思索，初步形成民主革命思想。图为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为“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而欢欣鼓舞。

在父亲寄来的信件和剪报中，宋庆龄从他支持和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得到启发，进行思索，初步形成民主革命思想。图为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为“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而欢欣鼓舞。

“二次革命”失败后，宋耀如举家逃亡日本，继续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在宋耀如的安排下，宋庆龄大学毕业后即赴日本，后接替姐姐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图为记载宋庆龄从美国抵达横滨的日本外务省档案。

宋家成员1914年9月20日在日本横滨合影。前排左起：宋子安、宋庆龄、倪珪贞、宋蔼龄；后立者左起：宋子良、宋耀如、孔祥熙。

在和孙中山的接触中，宋庆龄被他诚挚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打动，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图为1916年4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补拍的结婚照。

与孙中山结婚后，宋庆龄出色地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函电等繁重的日常工作。图为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在日本参加声讨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小型集会时合影。

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千里奔走，南征北战，讨袁反段，护国护法，是伟人身边最重要的助手。图为1918年3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合影。

1916年至1922年，在宋庆龄的辅助下，孙中山在上海渐次完成了《会议通则》、《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后汇集成《建国方略》一书。图为孙中山亲自校阅过的《建国方略》。

1916年至1922年，在宋庆龄的辅助下，孙中山在上海渐次完成了《会议通则》、《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后汇集成《建国方略》一书。图为孙中山亲自校阅过的《建国方略》。

1920年，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上海赴广州重组政府，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宋庆龄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紧随孙中山左右。图为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当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步出广东财政厅接受群众的祝贺。

1922年5月，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督师北伐，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员多人从行。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用“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的坚定话语，劝孙中山先行撤离，自己留下做掩护。此次叛乱是孙中山自革命以来遭遇的最残酷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已无法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图为《民国日报》刊载的《总统夫人之粤变纪实》报道。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用“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的坚定话语，劝孙中山先行撤离，自己留下做掩护。此次叛乱是孙中山自革命以来遭遇的最残酷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已无法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图为《民国日报》刊载的《总统夫人之粤变纪实》报道。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聚焦到社会主义，也促使孙中山从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孙中山与列宁的多次往返函电，主要由宋庆龄起草。图为1922年12月6日孙中山致列宁函。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沉重的背景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图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1963年8月，宋庆龄为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题词：“纪念南湖革命圣迹，学习前辈革命精神。”

1922年，为了战胜中国革命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图为中共二大会址。

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帮助。1922年8月底，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客厅会晤李大钊，商谈“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等问题。图为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会晤李大钊（油画）。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共产党的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图为西湖会议（油画）。

1923年1月，苏联政府代表越飞抵沪，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与越飞会谈，宋庆龄作为秘书参加会谈。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图为《申报》刊载的《孙中山与越飞氏之宣言》。

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3月，孙中山在广州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图为大元帅府。

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来到广州。其后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前来，中共中央从上海移至广州。图为中共中央在广州机关所在地春园旧址。

1923年5月2日，宋庆龄从上海抵达广州，迅速担当起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助手作用。图为1923年12月，孙中山、宋庆龄与1922年6月抗击陈炯明叛乱的卫士队合影。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图为广州东山恤孤院路中共三大会址。

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宋庆龄以秘书身份多次代孙中山致函鲍罗廷，协助处理国共合作事宜。图为1923年10月28日宋庆龄致鲍罗廷函。

宋庆龄在孙中山承受国民党右派阻挠时协助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忠诚卫士。图为宋庆龄文稿《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图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为了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和助手，宋庆龄坚定支持和维护三大政策。图为1924年6月16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赴京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宋庆龄毅然随行。1924年11月13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自广州出发，至香港转乘“春阳丸”北上。图为孙中山、宋庆龄登船情景。

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及其政治主张。1924年11月30日，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欢迎孙中山北上。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京后肝病转剧，生命垂危。1925年3月11日，宋庆龄强忍悲痛，帮助孙中山在家事、政治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上签名。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图为孙中山家事、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京后肝病转剧，生命垂危。1925年3月11日，宋庆龄强忍悲痛，帮助孙中山在家事、政治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上签名。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图为孙中山家事、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京后肝病转剧，生命垂危。1925年3月11日，宋庆龄强忍悲痛，帮助孙中山在家事、政治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上签名。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图为孙中山家事、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抵京后肝病转剧，生命垂危。1925年3月11日，宋庆龄强忍悲痛，帮助孙中山在家事、政治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上签名。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图为孙中山家事、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病逝，宋庆龄痛失人生伴侣和革命导师。他在弥留之际，仍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宋庆龄牢记孙中山的临终嘱托，成为他革命理想与政策的忠诚继承者、坚决捍卫者。图为孙中山逝世照。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遭到他们的血腥镇压。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下令开枪屠杀在上海租界示威游行的学生和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图为群众的反帝示威活动。

1925年6月9日，宋庆龄就五卅惨案在《民国日报》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图为宋庆龄谈话的草稿。

1925年6月9日，宋庆龄就五卅惨案在《民国日报》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图为宋庆龄谈话的草稿。

1925年6月9日，宋庆龄就五卅惨案在《民国日报》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图为宋庆龄谈话的草稿。

1925年6月9日，宋庆龄就五卅惨案在《民国日报》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图为宋庆龄谈话的草稿。

1925年6月10日，宋庆龄委托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作为抨击英、日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6月18日，宋庆龄在该报发表社论《孙中山先生与“五卅”后之民族独立运动》。

1925年6月，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游行队伍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惨案发生后，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实行封锁。图为1925年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举行大游行。

1925年7月2日，宋庆龄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力争英帝国主义掌握中广州关余之孙中山先生》，声援广东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宋庆龄在出席国民党二大期间，极力号召维护国共团结。图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合影，一排右七为宋庆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和推进之中。图为1926年宋庆龄在广州留影。

宋庆龄随先遣人员于1926年12月到达汉口后，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14人，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执行机关。图为1927年元旦，宋庆龄在湖北汉口的阅兵台上。

1927年3月10日，宋庆龄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致努力，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决议。图为宋庆龄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部分成员合影。二排右三为毛泽东。

为救护在北伐战争中受伤的伤员，1927年5月27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共同发起成立北伐伤兵救护会，组织救死扶伤的工作。图为《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的《伤兵救护会之积极进行》报道。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1927年4月22日，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谭平山、吴玉章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图为《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的《讨蒋通电》。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并撰写《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图为1927年7月18日《英文中央日报》刊登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并撰写《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图为1927年7月18日《英文中央日报》刊登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当天，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七人主席团成员。图为8月3日《江西工商报》刊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孙中山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宋庆龄决定出访苏联。图为1927年9月7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政府代表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苏联，宋庆龄和邓演达、陈友仁总结中国革命教训，希望建立新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7年11月1日，他们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图为1927年10月，宋庆龄与邓演达（右二）等在高加索合影。

宋庆龄获悉南京政府与苏联断交后，与蒋介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于1927年12月17日致电蒋介石，斥责他与苏联断交是“自杀行为”。右图为宋庆龄12月17日、23日致蒋介石电报，左图为蒋介石12月18日来电。

宋庆龄获悉南京政府与苏联断交后，与蒋介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于1927年12月17日致电蒋介石，斥责他与苏联断交是“自杀行为”。右图为宋庆龄12月17日、23日致蒋介石电报，左图为蒋介石12月18日来电。

宋庆龄获悉南京政府与苏联断交后，与蒋介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于1927年12月17日致电蒋介石，斥责他与苏联断交是“自杀行为”。右图为宋庆龄12月17日、23日致蒋介石电报，左图为蒋介石12月18日来电。

1928年5月至1931年8月，宋庆龄旅居德国柏林，继续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图为宋庆龄在德国柏林留影。

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表示：“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

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表示：“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

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表示：“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

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表示：“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

旅德后期，宋庆龄扩大了和德国进步人士的联系，推动了她追求社会进步和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图为1930年6月23日，普鲁士州内政部向德国内政部报告与宋庆龄来往密切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欧文·霍普活动的档案。

旅德后期，宋庆龄扩大了和德国进步人士的联系，推动了她追求社会进步和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图为1930年6月23日，普鲁士州内政部向德国内政部报告与宋庆龄来往密切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欧文·霍普活动的档案。

1929年5月5日，宋庆龄从柏林启程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重申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图为《声明》底稿。

1929年5月18日，宋庆龄由苏联回国，到达北平参加移榇典礼。图为宋庆龄出车站之情景。

1929年8月1日，宋庆龄致电反帝大同盟，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蒋介石随后派戴季陶上门责难，面对戴季陶的威胁，宋庆龄回应：“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图为《大公报》刊载的《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

1929年8月1日，宋庆龄致电反帝大同盟，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蒋介石随后派戴季陶上门责难，面对戴季陶的威胁，宋庆龄回应：“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图为《大公报》刊载的《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

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宋庆龄致蒋介石电报（1927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