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宋庆龄多次营救未果。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为邓演达被害对时局的宣言，痛斥国民党早已不是革命力量。图为《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为邓演达同志被害对时局宣言》传单。

1931年6月15日，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组织科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被捕，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关押在南京监狱。中共上海党组织、苏联情报部门及宋庆龄、杨杏佛等各界进步人士多方营救，组成上海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任主席，为争取释放牛兰夫妇而斗争。图为牛兰夫妇。

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等十一位革命志士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宋庆龄赴汉口与蒋介石协商。陈独秀案后得以交法庭公开审理。图为陈独秀像。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担任同盟主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力于争取释放政治犯、反对监禁、酷刑处决；给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公民基本权力。图为1933年宋庆龄与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杨杏佛（右二）、黎沛华（右三）、林语堂（右四）、胡愈之（右五）合影。

1933年1月21日，鲁迅为营救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黄平，致函蔡元培、宋庆龄，请其展开援救工作。

1933年2月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华安大楼召开执行委员会议讨论刘煜生案，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的罪行。图为会议现场。

宋庆龄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保护和营救了许多重要的共产党人。1933年，陈赓被捕，宋庆龄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陈赓等人最终获释。图为宋庆龄保存的陈赓像。

1933年3月，中共党员廖承志在上海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多方营救出狱。图为身陷囹圄的廖承志。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熊瑾玎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宋庆龄出面奔走，挫败了国民党政府妄图引渡熊瑾玎并加以杀害的阴谋。图为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合影。

1930年代前期，党在上海的组织和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宋庆龄在修复被严重破坏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6年，经鲁迅牵线，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中共北方局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根据宋庆龄的要求，1936年5月，党组织安排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的妻子李云担任宋庆龄联络员。

1933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协商，由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远东反战大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负责具体落实。图为193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

1933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协商，由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远东反战大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负责具体落实。图为193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

远东反战会议原定在上海公开进行，但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竭力阻挠和破坏，转为秘密举行。在宋庆龄的努力下，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成功秘密举办。图为远东反战会议旧址。

宋庆龄主持远东反战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图为宋庆龄手订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演说底稿。

1931年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入狱，1933年年初获释后来到上海，失去了和上级党组织法国共产党的联系。8月胡志明获知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保罗·伐扬-古久里来沪参加远东反战会议，便到宋庆龄寓所向她求助。宋庆龄随后将胡志明的信转交古久里，帮助胡志明与法国共产党恢复了联系。胡志明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赴苏联莫斯科。图为胡志明。

为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后，于1933年3月8日发起成立范围更广泛的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图为宋庆龄保存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传单。

1934年初，为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争取对日战争的实现，中共中央组织开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建工作。4月20日，中共上海党组织召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宋庆龄参加会议，以筹备委员会会长的身份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并广泛开展签名运动。该纲领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引发了群众性运动。图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龙岩县分会筹备处印刷的经宋庆龄等署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年夏，中共中央派陈云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近况。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由美国医生马海德亲自开车将陈云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陈潭秋送至码头，登上苏联轮船离开上海。图为陈云像像。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年夏，中共中央派陈云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近况。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由美国医生马海德亲自开车将陈云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陈潭秋送至码头，登上苏联轮船离开上海。图为陈潭秋像。

1935年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1936年11月，方志敏的遗信和文稿经由宋庆龄帮助，几经辗转，在上海解放后交给中共中央。图为方志敏文稿《可爱的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上海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党在救国团体中设立党团或支部，促使救国会运动向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宋庆龄被推为执行委员。图为1936年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左起前排）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悍然逮捕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是为“七君子事件”。宋庆龄为争取释放“七君子”发表声明和宣言，并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和强烈反响。1936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出狱。图为宋庆龄赴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油画）。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进行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得到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关心左翼革命美术运动，1934年3月，她通过友人将自己和鲁迅收集的新兴木刻作品在法国巴黎举办木刻展览，使中国的新兴木刻第一次走出国内，在国际上取得很好的影响。图为宋庆龄收藏的木刻版画作品。

1936年10月，中国左翼文化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宋庆龄不惧危险，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主持制定治丧方案，使鲁迅葬礼得以发展成为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1936年10月22日，鲁迅追悼大会在万国公墓礼堂前举行。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和文化“围剿”下，进步出版物和各类左翼报刊难以幸存，中国共产党急需舆论工具，用以鼓舞人心，团聚力量。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帮助下，1932年1月，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上海创办《中国论坛》杂志。该刊是公共租界内公开合法的出版物，是党在国统区一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围刊物。图为《中国论坛》封面。

1936年3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创办《中国呼声》杂志。该刊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搜集材料，约请知名中外人士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图为宋庆龄保存的《中国呼声》杂志创刊号及其发刊词。

1936年3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创办《中国呼声》杂志。该刊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搜集材料，约请知名中外人士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图为宋庆龄保存的《中国呼声》杂志创刊号及其发刊词。

1934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侨居在上海的各国左翼进步人士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组成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与上海地下斗争。图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马海德参与撰写的《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揭露了剥削童工和职业性中毒等严重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的住所经常成为中共党员的避难居留地。1935年，中共党员刘鼎在上海潜伏时，曾藏身于艾黎、史沫特莱住处，风声最紧时还在宋庆龄住处暂避数日。图为晚年刘鼎和艾黎合影。

1931年9月，埃德加·斯诺因采访与宋庆龄结识。1936年斯诺请求宋庆龄帮助他赴陕北采访，宋庆龄答应为之设法。当宋庆龄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希望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便推荐斯诺和马海德一同前往。图为斯诺题赠宋庆龄的肖像照。

在宋庆龄的引荐下，中共中央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进入陕北红区。斯诺根据实地采访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封锁。在该书的影响下，包括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等一大批外国友人先后奔赴延安。图为斯诺题赠宋庆龄的《红星照耀中国》。

马海德进入边区后，很快“革命化”“中国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193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图为马海德在延安留影。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等人率先响应，影响巨大。

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初，宋庆龄委托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谈判的重要信息。图为董健吾和他题赠宋庆龄的陕西鱼骨化石。

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初，宋庆龄委托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谈判的重要信息。图为董健吾和他题赠宋庆龄的陕西鱼骨化石。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与担任国共联系人的潘汉年“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图为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抄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签署《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文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方针是一致的。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面交蒋介石《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随后，她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提案，并另附上题为《实行孙先生遗嘱》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图为1937年3月1日《中国呼声》刊登的提案全文和《实行孙先生遗嘱》的中、英文全文。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面交蒋介石《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随后，她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提案，并另附上题为《实行孙先生遗嘱》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图为1937年3月1日《中国呼声》刊登的提案全文和《实行孙先生遗嘱》的中、英文全文。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面交蒋介石《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随后，她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提案，并另附上题为《实行孙先生遗嘱》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图为1937年3月1日《中国呼声》刊登的提案全文和《实行孙先生遗嘱》的中、英文全文。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面交蒋介石《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随后，她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提案，并另附上题为《实行孙先生遗嘱》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图为1937年3月1日《中国呼声》刊登的提案全文和《实行孙先生遗嘱》的中、英文全文。

1937年2月，宋庆龄、何香凝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面交蒋介石《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随后，她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提案，并另附上题为《实行孙先生遗嘱》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图为1937年3月1日《中国呼声》刊登的提案全文和《实行孙先生遗嘱》的中、英文全文。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宋庆龄发表题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战斗宣言，赞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先锋”，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力量”。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举行，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9月17日，宋庆龄发表题为《致英国工党书》一文指出：“日本的黩武主义者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虽然我们必须经历好几年很大的痛苦和牺牲”。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举行，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9月17日，宋庆龄发表题为《致英国工党书》一文指出：“日本的黩武主义者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虽然我们必须经历好几年很大的痛苦和牺牲”。

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论述“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这些文章，由上海生活书店集结出版为著名的抗战文集——《中国不亡论》，激发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恒心和勇气。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宋庆龄离港赴渝后，经常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保持公开或隐蔽的交往，共同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图为1940年4月8日，宋庆龄为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题写的“抗战到底”。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新四军军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14日，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起草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宣言，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

1944年上半年，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宋庆龄公开出面，积极予以支持。9月26日，她和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追悼大会，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图为1944年9月30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的《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启事》，宋庆龄领衔列名于发起人之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会面，共同参加活动，支持和呼应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方针。宋庆龄感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图为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五次会面统计表。

1945年9月8日，宋庆龄出席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办的茶会时表示：“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图为宋庆龄在友人王安娜的陪同下步入桂园。

1938年6月，宋庆龄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在香港成立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广泛筹集资金和物资，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并把援助的重点放在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图为1938年冬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的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法朗士、廖承志。

1939年3月，宋庆龄亲临码头，上船查看运送给八路军的救援物资。

1939年3月，宋庆龄亲临码头，上船查看运送给八路军的救援物资。

为了使海内外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取道义与物资的支持与帮助，保卫中国同盟编辑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保卫中国同盟年报》以及反映敌后战场和敌后军民生活的小册子、彩色宣传画等各类宣传品，不断阐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报道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图为宋庆龄保存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版第24期，她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多篇重要文章。

1943年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时期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医疗卫生、儿童保育、文化教育、生产建设等工作。

依托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积极开展援助敌后战场的卫生医疗工作。1938年9月，她与来华考察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特使何登夫人商议，将位于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山的一所后方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以此为起点“帮助在中国建立一套长期的医疗救济体系”。图为宋庆龄与何登夫人画照。

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后，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出任院长。白求恩大夫是在宋庆龄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安排和帮助下，来到抗日根据地开展援华活动的。他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水平，经常出入火线救治伤员，极大地降低了前线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图为1939年白求恩正在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为支援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宋庆龄不断与海外援华团体、华人华侨联系，争取各类援助。图为保卫中国同盟为国际和平医院购买的成套的手术设备。

1939年6月，宋庆龄委托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将一辆带有手术间的大型新式救护车、23辆卡车、600多箱急需的医药物资，护送往延安和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图为宋庆龄在大型救护车前留影。

至1943年，国际和平医院发展为五台山、延安、晋东南、皖南四个地区的四所医院。以每一所医院为中心，还形成了一个包括救护站、战地医院、流动医疗队的医疗网络，长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提供医疗服务。图为位于延安刘万家沟的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景。

1938年冬，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赴香港向宋庆龄汇报部队挺进江南前线后，因医药器材短缺，造成全军伤亡极大。宋庆龄立即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在上海设立的分支机构，为新四军募集了一大批手术器械、最新的磺胺药品和救济物资，大大地加强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医院的医药工作。图为保卫中国同盟援助的新四军总部医院一侧。

1940—1943年，在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下，中国敌后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这一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唯一的外部资助来源。图为1942年马海德关于国际和平医院急需药品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

1940—1943年，在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下，中国敌后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这一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唯一的外部资助来源。图为1942年马海德关于国际和平医院急需药品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

1944年7月，宋庆龄通过美军观察组人员的帮助，向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送去了200多磅医疗供应品、三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9月，她再次通过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协助，把一台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大型X光机运送至延安。这是当时拥有90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唯一的一台大型X光机。图为宋庆龄同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孟东商谈运送物资事宜。

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担任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定期向宋庆龄汇报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工作情况，协助国际和平医院建设。

1938年9月，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5人到达中国，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欢迎。医疗队先后在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服务，其中柯棣华大夫接替白求恩大夫，成为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二任院长，后因积劳成疾而不幸病逝。图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延安群众在一起。

1939年4月，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奔赴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后赴华北抗日前线，从事战地医疗工作。图为汉斯·米勒在延安时留影。

1945年，奥地利医生傅莱在保卫中国同盟的资助下，在延安成功研制出粗制青霉素菌，极大地缓解了我军战士外伤用药的困难局面。图为傅莱正在为八路军战士诊疗。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先后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派去多支医疗队，并多次赠予亟需的医药物品。保卫中国同盟把红十字救护总队列为其支援的对象之一，为救护总队的工作募集捐款。图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4期刊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9医疗队队长江兆菊撰写的《延安后方医院报告》，呼吁给予援助。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先后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派去多支医疗队，并多次赠予亟需的医药物品。保卫中国同盟把红十字救护总队列为其支援的对象之一，为救护总队的工作募集捐款。图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4期刊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9医疗队队长江兆菊撰写的《延安后方医院报告》，呼吁给予援助。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先后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派去多支医疗队，并多次赠予亟需的医药物品。保卫中国同盟把红十字救护总队列为其支援的对象之一，为救护总队的工作募集捐款。图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4期刊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9医疗队队长江兆菊撰写的《延安后方医院报告》，呼吁给予援助。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先后向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派去多支医疗队，并多次赠予亟需的医药物品。保卫中国同盟把红十字救护总队列为其支援的对象之一，为救护总队的工作募集捐款。图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4期刊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9医疗队队长江兆菊撰写的《延安后方医院报告》，呼吁给予援助。

为了抢救和培育民族后代，解决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重视保育事业，抚养革命后代”的儿童教育方针。1938年10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成立。次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保育院的基础上组建延安保育院小学。宋庆龄始终关心保育院和学校的发展，为这所“革命摇篮”送去了大量的营养品、衣服等物资。图为保育院的孩子们外出活动。

1942年，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幼儿园——中央托儿所出现严重物资匮乏，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联络了远在美国洛杉矶的友好人士和华侨，将募集的资金和物资送往延安，帮助改善扩建了中央托儿所。为表感谢和纪念，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图为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保育员的带领下外出散步。

1946年11月，洛杉矶托儿所撤离延安，于1949年4月辗转到达北平。9月，宋庆龄专程视察洛杉矶托儿所，正面左一为康克清，左二为丑子冈，宋庆龄右后为曾宪植。

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积极支持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军政干部的学校，保卫中国同盟的捐赠是学校各种花费的主要来源。

鲁迅艺术学院是培养抗日文化工作者的重要基地，学校的办学资金主要靠保卫中国同盟的捐赠。图为鲁迅艺术学院和宋庆龄收藏的鲁艺学员、版画家古元的作品《战时学习和训练》。

鲁迅艺术学院是培养抗日文化工作者的重要基地，学校的办学资金主要靠保卫中国同盟的捐赠。图为鲁迅艺术学院和宋庆龄收藏的鲁艺学员、版画家古元的作品《战时学习和训练》。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校，是为革命军队培养医务人才的专门学校。保卫中国同盟向学校捐赠了各类医学书籍以及显微镜、蒸馏器等医疗设备。

1938年，在宋庆龄的支持下，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组织民众进行生产自救。次年3月，工合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建立。宋庆龄大力支援边区工业合作社，帮助边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后方经济和社会秩序。图为1938年，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在香港商讨工合运动事宜。

保卫中国同盟支援的延安制鞋合作社和纺纱合作社。

保卫中国同盟支援的延安制鞋合作社和纺纱合作社。

为了使解放区人民享有应得的权益，解放区专门负责救济工作的机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在延安成立。图为1945年《解放日报》关于成立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报道和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的董必武。

为了使解放区人民享有应得的权益，解放区专门负责救济工作的机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在延安成立。图为1945年《解放日报》关于成立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的报道和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的董必武。

解总成立后，宋庆龄积极协助它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交涉，力图为解放区争取公平合理的物资分配。图为1945年10月宋庆龄致函时任行总负责人蒋廷黻，要求他对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校、制药厂等机构给予支援。

解总成立后，宋庆龄积极协助它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交涉，力图为解放区争取公平合理的物资分配。图为1945年10月宋庆龄致函时任行总负责人蒋廷黻，要求他对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校、制药厂等机构给予支援。

1945年12月13日，宋庆龄致函解总人员伍云甫、林仲，表示：“我们很高兴得到你们的名字，特别是因为过去我们试图从你们的地区得到消息，但没有成功。我们需要很快地了解你们的情况，提供给国外救济机构。”

1946年1月4日，伍云甫、林仲致函中国福利基金会，代表解放区军民“衷心感谢孙夫人和保卫中国同盟在过去和现在提供的所有帮助！你们的帮助极大地激励了解放区救济工作者的士气！”

1946年7月，解总驻沪办事处成立。宋庆龄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解总驻沪办事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同时在生活上对办事处的同志关心爱护备至。图为时任解总驻沪办事处业务主任林仲赠送给宋庆龄的《延安木刻集》，感谢她为解放区争取的援助。

当联总把救济物资的98%拨给国民党政府，解放区只分到2%时，宋庆龄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去解放区的飞机和船只，运去了大量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年7月—1946年7月，中国福利基金会运送解放区的重要物资已达30吨。图为宋庆龄正在检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1946年夏，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价值4.3万美元的一整套现代化医院设备送往江苏淮安，建立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在收到运来的第一批药品后，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特意致函向宋庆龄表示感谢：“隆情厚谊，至为铭感，特代全体指战员致谢。”

1947年3月—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的重点进攻期间，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区开始了局部反攻。7月，宋庆龄向海外朋友发出公开呼吁信，指出当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为华北晋察冀地区公共卫生提供必要的设备”，且“只有不断收到外界的援助，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1947年3月—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的重点进攻期间，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区开始了局部反攻。7月，宋庆龄向海外朋友发出公开呼吁信，指出当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为华北晋察冀地区公共卫生提供必要的设备”，且“只有不断收到外界的援助，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至1948年，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已成为分布在8个解放区的8所医院、42所分院，共11800张床位，还有几十个流动医疗队，为当时一亿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军民服务。图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分布图。

由国际和平医院衍生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迅速发展，逐步扩充为设备齐全的医科大学，为解放区培养出大量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图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支援的白求恩医科大学。

解放区的多家疫苗生产厂、制药厂依靠持续不断地经费和技术援助，研制和生产出当时急需的血清疫苗和青霉素等化学药品。图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支援的山东新华制药厂。

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的儿童保育工作范围扩大至整个华北解放区。图为位于河北阜平的荣臻幼稚园孩子们的生活剪影。

1947年7月，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杨芝芳率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儿童来函，感谢宋庆龄长久以来“精神与物资的各种热情援助”，向她致以“热烈的慰问和崇高的敬礼”。

1947年7月，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杨芝芳率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儿童来函，感谢宋庆龄长久以来“精神与物资的各种热情援助”，向她致以“热烈的慰问和崇高的敬礼”。

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发展解放区农业畜牧场工作，如延安地区的光华农场、三边畜牧场等，除了提供种籽、改良农具、农牧业书籍，还介绍美国农牧专家阳早去边区牧场工作。图为延安光华农场的技术员在指导农民生产。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18日，宋庆龄在寓所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周恩来。22日，她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联合起来，企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图为周恩来与宋庆龄晤谈时的情景画照和该声明的打印稿。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18日，宋庆龄在寓所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周恩来。22日，她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联合起来，企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图为周恩来与宋庆龄晤谈时的情景画照和该声明的打印稿。

1946年12月17日，周恩来致函宋庆龄，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由衷表示：“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位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随着人民群众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日益高涨，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宋庆龄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积极开展救助难童、扶持贫病艺术家和作家的工作，为迎接上海解放储备力量。图为宋庆龄正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的儿童福利站内指导孩子们读书。

1949年4月，大批干部云集江苏丹阳，做好解放上海的一切准备。在极其艰辛危机的非常时期，宋庆龄坚守自己的阵地，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合作，积极准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应付意外。图为1949年2月26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工年会记录。上海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在会上提出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宋庆龄大为欢欣鼓舞，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是最早出现在上海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队伍之一。图为儿童剧团庆祝上海解放时使用的大鼓和工作日报。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宋庆龄大为欢欣鼓舞，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是最早出现在上海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队伍之一。图为儿童剧团庆祝上海解放时使用的大鼓和工作日报。

1949年5月28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迎来第一批前来向她祝贺上海解放的史良、赵朴初等客人。图为1955年7月，宋庆龄与史良合影。

上海解放后，毛泽东亲自委托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邓小平、上海市市长陈毅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图为上海解放后邓小平和陈毅合影。

1949年1月19日，即将率领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发出一封绝密电报，热诚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回复：因病“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图为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出的电报底稿。

1949年1月22日，代总统李宗仁致函宋庆龄，希望她到南京“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但宋庆龄不为所动，仍留在上海，准备迎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6月，中共中央认为再次力邀宋庆龄北上的时机成熟。19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欣然提笔写信给宋庆龄，邀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信中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1949年6月21日，周恩来也写下了言辞恳切、真挚感人的邀请信。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原本写道“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但毛泽东审阅后认为“略陈”二字不够恭敬，便改成了“谨陈”。

194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带到上海，亲自交到宋庆龄手中。宋庆龄欣然同意北上。图为1949年夏，宋庆龄与邓颖超、廖梦醒在上海一同观看儿童秧歌舞。

1949年6月30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右一）和廖梦醒（左一）的陪同下抱病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邓颖超在会上代为宣读了宋庆龄的祝词。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手稿。

1949年8月26日，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宋庆龄乘专列启程北上。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到北平东站迎候宋庆龄。图为在北平车站迎候宋庆龄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张治中。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北上抵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始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的新征程。图为1949年9月19日，宋庆龄在中南海怀仁堂签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始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的新征程。图为1949年9月19日，宋庆龄在中南海怀仁堂签到。

1949年9月21日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图为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在大会闭幕式主席台上，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宣布主席、副主席、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左二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宣布主席、副主席、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左二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宋庆龄与毛泽东、朱德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

宋庆龄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图为开国大典时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