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邀请宋庆龄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商讨发行公债问题。这是当时的电报。

为了给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1950年10月16日—11月17日，宋庆龄在林伯渠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东北，总共历时一个月零三天，行经4260公里，访问了54个不同的单位和工程，视察了11个工厂、1个矿场，以及不计其数的文化福利机构。图为1950年10月，宋庆龄、林伯渠等在黑龙江双城县农村视察时，向农民了解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情况。左一为林伯渠。

1950年12月12日，宋庆龄写给毛泽东主席的访问东北报告草稿。报告对重点行程和典型事例作了详细汇报，描述了考察途中的具体感受和印象深刻的细节，最后指出：“这次在3亿多人口的其余部分正在逐步展开的土地改革是我们目前的一项主要的政治工作，它将进一步证明土改和抗美援朝运动不可分割。”

宋庆龄撰写的视察东北的报告——《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

1951年10月23日，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决议今后一个时期的三项中心工作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运动。

1953年2月11日，宋庆龄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图为刘少奇在会上讲话。

1954年3月23日，宋庆龄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图为出席会议的委员合影。

1954年5月，宋庆龄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座谈会讨论。宋庆龄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制订宪法草案的工作，左脚骨折期间依旧大量阅读和研究中外有关制宪的书籍、文件，并在北京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和修改工作。

1954年6月11日，宋庆龄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委员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年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图片宋庆龄在会议上投票。

宋庆龄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证书。

1955年7月23日，宋庆龄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畅谈视察江南农村和上海纺织业及社会福利事业的情况、感受和意见。图为1955年5月27日，宋庆龄到上海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视察，访问工人家庭。

1955年8月20日，宋庆龄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廖仲恺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并致词。

1955年11月28日—12月3日，宋庆龄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做了6天的视察工作，征询对《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意见，询问政治教育、福利事业情况等。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4月15日，宋庆龄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前排左起：邓小平、林伯渠、程潜；右起：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宋庆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新中国诞生之初，为了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对新生的共和国的舆论封锁，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鉴于宋庆龄不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而且有多年丰富的宣传经验，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由她出面创办一个对外刊物。图为1950年12月31日，周恩来、刘少奇、蔡畅、沈粹缜、曾宪植等人在北京方巾巷宋庆龄寓所做客。

1951年1月28日，周恩来与宋庆龄就中国福利会创办对外宣传刊物和设立国际宣传机构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商议，明确由中国福利会尽快出版对外宣传刊物，经费完全由政府保证落实，实行京沪分工。图为此次谈话的纪要。

为执行创办对外刊物的计划，宋庆龄亲自物色合适人选。1951年3月，在宋庆龄的正式邀请下，刚从美国回来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一起到杂志社工作。图为《中国建设》创办初期，编委会副主任陈翰笙（后左三）同爱泼斯坦夫妇（后右一、右三）和李伯悌（前左三）等同事在北京皇城根社址内留影。

宋庆龄亲自为刊物取名，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将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即表明杂志主题，又借用孙中山曾经办过的《建设》杂志名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图为1951年5月11日和6月4日陈翰笙为杂志定名事致宋庆龄函。

宋庆龄亲自为刊物取名，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将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即表明杂志主题，又借用孙中山曾经办过的《建设》杂志名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图为1951年5月11日和6月4日陈翰笙为杂志定名事致宋庆龄函。

1951年8月，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建设》创刊工作会议，就杂志报道方针及题材等方面作出决议。图为此次会议的纪要。

1951年8月，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建设》创刊工作会议，就杂志报道方针及题材等方面作出决议。图为此次会议的纪要。

1951年12月18日，宋庆龄致函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金仲华，就《中国建设》第一期版面内容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所做的以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

1952年1月，《中国建设》创刊。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中国建设》将用权威性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照片与插图、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困难的。”

1952年1月，《中国建设》创刊。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中国建设》将用权威性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照片与插图、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困难的。”

1957年1月，为庆祝《中国建设》创刊5周年，丁聪等三位漫画家特别绘制了编辑部的生活大观。

1962年1月，宋庆龄和周恩来、陈毅、邓颖超与中外工作人员同庆《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

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题词。

《中国建设》创刊以后，成为新中国唯一的一份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和报摊公开售卖的对外宣传杂志。它从最初为英文版双月刊，1955年开始发行月刊，1960年开始增加多语种，《中国建设》以其综合性内容和多种语言版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日益扩大。到宋庆龄1981年去世，《中国建设》已经发展到用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出版的期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100人，每期发行约20万册，发行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宋庆龄收阅《中国建设》杂志1980年第6期。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90年，《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现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13个印刷版和9个网络版，并开设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媒机构。

1952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一文，指出：“福利事业在新中国所表现的空前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的热切愿望。”“我们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强固的堡垒之一。只有和平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有了和平，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发展为我国人民服务的事业，扩大我们对世界福利的贡献。”

1952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一文，指出：“福利事业在新中国所表现的空前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的热切愿望。”“我们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强固的堡垒之一。只有和平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有了和平，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发展为我国人民服务的事业，扩大我们对世界福利的贡献。”

1979年9月，宋庆龄撰写《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向世界各地读者介绍新中国成立30周年来的伟大成就，并表示：“我们希望继续完成并更好地完成已故周恩来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此文刊载于《中国建设》1979年第10期。

1981年5月7日，宋庆龄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20分钟的讲话。该讲话后以《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题，发表在《中国建设》1981年第7期上。这是宋庆龄在《中国建设》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1981年5月7日，宋庆龄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20分钟的讲话。该讲话后以《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题，发表在《中国建设》1981年第7期上。这是宋庆龄在《中国建设》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刊物既是宣传工作，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对外工作。在党和政府对外宣传应将政治性放在首位的思想指导下，宋庆龄十分强调《中国建设》的政治性。1952年4月15日，宋庆龄致函杂志社社长金仲华，表示办杂志必须高度重视从政治出发：“我们的杂志基本上是一本政治性的刊物。因此，出现在杂志上的任何差错都是政治性的差错。”

1960年11月5日，宋庆龄致函鲁平，要求工作人员提高政治意识以面对国际宣传中的竞争，“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就能把我们的杂志办成一个在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更有力的武器”。

1960年11月5日，宋庆龄致函鲁平，要求工作人员提高政治意识以面对国际宣传中的竞争，“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就能把我们的杂志办成一个在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更有力的武器”。

1960年11月5日，宋庆龄致函鲁平，要求工作人员提高政治意识以面对国际宣传中的竞争，“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就能把我们的杂志办成一个在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更有力的武器”。

1962年1月，宋庆龄撰写《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指出：《中国建设》继承和发扬了“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

在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对外宣传刊物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宋庆龄强调《中国建设》必须注意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文风，内容要新鲜活泼、丰富多彩，形式要新颖，要适应国外最广泛的读者的接受能力。1958年9月30日，宋庆龄致函编辑部副总编唐明照，指出：“我们报道政治斗争的文章，必须有我们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免和《北京周报》雷同。”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表示赞同。

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阅读《中国建设》杂志后说：“《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图为1961年5月11日，毛泽东到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寓所看望宋庆龄。

1950年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表《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开展了签名运动。宋庆龄随即响应号召，与周恩来、郭沫若共同领导中国人民开展规模浩大的签名运动。图为1950年5月20日《光明日报》报道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宣言书上签名。

1951年2月21日，第一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开幕，会议再次呼吁爱好和平的人们在宣言上签名，要求美、英、法、苏、中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1951年11月1日，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并宣读了关于支持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要求的决议草案，获大会一致通过。

1955年1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维也纳发起第三次和平签名运动，发出告全世界人民书，要求各国停止制造并销毁库存的原子武器。1955年2月12日，宋庆龄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宋庆龄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先驱。1951年4月6日，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4月10日，宋庆龄为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最高的荣誉的”，并号召大家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在北京出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苏联作家爱伦堡为她颁发了奖状和奖章。左一为授奖典礼主持者郭沫若。

1952年，为发动世界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宋庆龄接受周恩来提议，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领衔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2年10月2日—1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执行主席，在会议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1952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举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者、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讲，呼吁：“联合起来了，人民就能扭转局势，走向和平。”

1955年3月25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五大原则》一文，深刻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

1955年3月25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五大原则》一文，深刻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

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1月2日，应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尼赫鲁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印度。1955年12月16日，宋庆龄在印度新德里机场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一）等的欢迎。

1956年1月2日至23日，宋庆龄出访缅甸，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并参加缅甸独立8周年的庆祝活动等。1956年1月5日，缅甸仰光市政厅举行大会欢迎宋庆龄。图为进入会场时的情形。走在她后面的是缅甸总理吴努。

应巴基斯坦政府和总理邀请，1956年1月23日至2月2日，宋庆龄出访巴基斯坦。1月29日，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市举行欢迎会。市长马利克•巴格•阿里在会上授予宋庆龄“卡拉奇市公民权”，并且赠给她一把金钥匙。

1956年8月14日至23日，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她与苏加诺总统及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会见了华侨代表，宣传和扩大了万隆精神的影响。图为1956年8月15日晚，宋庆龄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上的演说。

文摘： 中国福利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将来也是这样。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 （1958年6月14日）

1964年2月26日，应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邀请，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锡兰访问。宋庆龄和周恩来、陈毅访问锡兰抵达科伦坡时受到锡兰总理达拉奈克夫人的热烈欢迎。

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寓所，以及她在北京先后居住的方巾巷寓所、前海西沿8号寓所和后海北沿46号寓所，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她在寓所里热情接待来访的一批又一批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她的寓所成为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见证了宋庆龄维护和平、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的特殊篇章。图一为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图二为方巾巷寓所，图三为前海西沿8号寓所（今郭沫若故居），图四为北京后海北沿46号（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寓所，以及她在北京先后居住的方巾巷寓所、前海西沿8号寓所和后海北沿46号寓所，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她在寓所里热情接待来访的一批又一批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她的寓所成为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见证了宋庆龄维护和平、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的特殊篇章。图一为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图二为方巾巷寓所，图三为前海西沿8号寓所（今郭沫若故居），图四为北京后海北沿46号（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寓所，以及她在北京先后居住的方巾巷寓所、前海西沿8号寓所和后海北沿46号寓所，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她在寓所里热情接待来访的一批又一批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她的寓所成为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见证了宋庆龄维护和平、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的特殊篇章。图一为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图二为方巾巷寓所，图三为前海西沿8号寓所（今郭沫若故居），图四为北京后海北沿46号（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寓所，以及她在北京先后居住的方巾巷寓所、前海西沿8号寓所和后海北沿46号寓所，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她在寓所里热情接待来访的一批又一批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她的寓所成为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见证了宋庆龄维护和平、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的特殊篇章。图一为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图二为方巾巷寓所，图三为前海西沿8号寓所（今郭沫若故居），图四为北京后海北沿46号（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1949年10月18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举行鸡尾酒会，宴请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

1955年5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兰西妇女联盟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

1955年7月5日，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1956年5月6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的草坪上举行茶会，招待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的亚、非、拉、欧洲27个国家的妇女朋友。

1957年4月24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设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左一为刘少奇。

1958年12月5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并宴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左一为陈毅。

1961年10月1日，宋庆龄在北京前海西沿8号寓所招待来访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太后。

1980年4月3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北沿46号寓所会见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劳埃德·贝利率领的代表团。

1950年4月25日至29日，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京举行，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宋庆龄当选为主席。会议期间，宋庆龄和周恩来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图为1950年5月，宋庆龄在京时，与周恩来在保卫世界和平宣言书上签名。

1950年5月25日，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我们由京返沪后立即开始工作，积极着手草拟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方案与新的计划。”

1950年7月2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宋庆龄的主持下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福利会章程》及改组的具体方案，确定中国福利会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从事福利方面实验性和示范性的工作并为中国人民的建设进行国际宣传”。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成为专门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永久性人民团体。

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办公室工作时的留影。

1951年9月，宋庆龄将所获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赠给中国福利会，用于妇儿福利事业。中国福利会决定用此款在原妇幼保健站的基础上，筹建一所妇幼保健院。1952年9月18日，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在上海长寿路170号举行开幕纪念仪式。

1956年，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迁至徐家汇衡山路910号。后经多次扩建。图为今衡山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49年7月24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日托制）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开幕。这是上海第一所新型托儿所。图为邓颖超在开幕典礼上发表祝词。

1950年11月，宋庆龄在五原路205弄5号创办了中国福利会婴儿托儿所，寄宿制，收托对象为劳动模范、革命干部、军烈属的子女。

1950年4月1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儿童刊物。宋庆龄为《儿童时代》创刊号题词：“《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

1950年4月1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儿童刊物。宋庆龄为《儿童时代》创刊号题词：“《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

1981年5月，宋庆龄生前在《儿童时代》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1952年7月，宋庆龄提出，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儿童文化馆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这是新中国最早的群众性、综合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图为正式开幕后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宋庆龄来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孩子们在一起。

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前身是1947年宋庆龄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为儿童演戏的职业剧团。图为宋庆龄与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剧演员的合影。

文摘 宋副委员长到国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比如调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因素，华侨的积极因素，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统一战线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刘少奇1956年9月2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4月，儿童剧团建团10周年时，宋庆龄批准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简称儿艺）。图为1964年5月10日，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场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儿童剧《小足球队》后，与演员合影。

1980年5月30日，宋庆龄给儿艺全体同志写信，祝贺儿艺获奖，并勉励他们今后创作、演出更多的好戏。

1980年5月30日，宋庆龄给儿艺全体同志写信，祝贺儿艺获奖，并勉励他们今后创作、演出更多的好戏。

1956年5月3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指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1963年5月，宋庆龄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10周年题词，勉励少年儿童“做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1978年6月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指出：“少年儿童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培育新一代是全体人民的重大责任，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才能做好。”

1958年6月14日，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永远和党在一起》的重要讲话。图为宋庆龄文稿《永远和党在一起》。

1958年6月14日，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永远和党在一起》的重要讲话。

1963年6月14日，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举行酒会。左起：廖梦醒、聂荣臻、陈毅、宋庆龄、邓颖超、周恩来、何香凝、朱德、董必武。

1978年6月14日，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宋庆龄发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指出：“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广泛团结国内外朋友。几十年来，它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

1959年，宋庆龄在北京少年宫观看全国儿童书画展。

1981年5月14日，重病中的宋庆龄坚持在病榻上给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写下贺信，表示：“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这是宋庆龄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8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宋庆龄贺信全文。